近期，关于广东要在全国率先实行“医药分开”的消息被人们喜悦地传递着——“医院开天价药方就要成为历史了，老百姓以后不用为看病贵的问题发愁了！”对此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、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解读十七大报告医疗卫生事业建设部分时表示，关于“医药分开”的问题，中央已经定了调子，广东下一步将剥离医院门诊药房。“医院最好不要有自己的药房，让患者到社会上去购药。”这位广东卫生界首席官员对这场改革的内容说得很明确。与此同时，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紧急召开常务理事会，研讨如何落实这一“医药分开”战略决策。

        医药为何要分？

        长期以来，医院以药养医已成为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直接原因。众所周知，目前的医院主要是靠卖药来维持正常的运转，药品进入医院，表面上看，只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加15%的利润，但由于隔着中间商，医院最重零售的药品价格是出场价的几倍甚至几十倍，加之监管不力，医院和中间商从药品中获取了巨额暴利。显然，如果实行医药分开，不仅医院15%的加价不复存在，中间商业没有了生存的土壤，药品价格将回落，从而使广大民众从中受益。

    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在以药养医模式下，由于医院掌握着进药权，医生掌握着处方权，药品要想进入医院最重到患者手上，需要经过层层攻关、层层打点。一位医药代表曾自曝内幕，一个药品进入医院要历经院长、分管副院长、药剂科、科主任、医生等各个环节，每个环节都要用金钱攻关。而这些攻关的费用最终都被算进药价，转嫁到患者头上。与此同时，在这一模式下，患者失去了药品选择权和自主权，只能在医院购买比市场上贵几倍，甚至几十倍的药品，沦为任人鱼肉的牺牲品。更可悲的是，一些医院为了获得更多药品利润，只进贵的药，而不进百姓欢迎的廉价药；一些医生为了获取药品回扣，完全不顾患者的负担，给患者开大处方、天价药，让患者不堪重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医药分开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医药分开一分就灵？

        我国的“医药分开”制度源于2000年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委联合出台的《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该意见指出，医药应“分开核算、分别管理、统一上交、合理返还”，意思是在医院内部搞两本帐，药品收入按新的财会制度单独核算，统一上交后再由政府部门合理返还给医疗机构。但这一制度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实现。

        从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，医药分开是降低医疗费用、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，但是，这种模式到中国能否取得预期效果，会不会又导致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的结果，依然是个未知数。原因在于，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开在我国并无成功的先例，“医”与“药”该怎么分、分给谁、分到多大程度，很多人存在顾虑。

        特别是“医药分开”的目的，是为了建立药品流通的竞争机制，切断医院、医务人员与药品营销商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。可长期的“以药养医”已经形成了顽固的体制惯性，药品利润成为医院生存发展和医生创收的重要来源。在医疗服务成本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实行“医药分开”，必将使医院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，影响医院的生存和发展。在政府投入既定的情况下，不“以药养医”了，那以什么养医？众所周知，卖药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，现在剥离了医院门诊药房，医院如何生存？一些地方采取的办法是：把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和技术含量升上去，把大型设备的检查费用和药品价格降下来，变“以药养医”为“以技养医”。然而，“以药养医”也好，“以技养医”也好，归根结底都是“以患者养医”。患者掏出的钱可能并没有减少，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同样没有解决。显然，假如财政投入不能填补这个缺口，将导致比医药不分开时更为严重的后果：一方面，医药价格下降的幅度有限，民众得到的实惠有限；另一方面，医院将大幅度提高检查、诊断、治疗等费用，从而，使患者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担忧并非凭空而来。去年10月，江苏省物价局推出了拟调整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，对137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上调。上涨幅度最大的是一项名为“免疫固定电泳”的项目，从20元升至360元。有几项医疗服务费上调千元以上。医院给出的解释是：这是一个医疗服务收费结构的重大调整，可以通过医疗价格规范医疗行为，把“以药养医”变成“以技养医”。尽管这次调价行动由于公众激烈反对没有推行，但其透露出来的倾向非常令人担忧，即有关部门所理解的“以药养医”乃是想通过由公众承担全部成本的方式来完成。这种思维方式倘若成为医改定势，公众就很难从医药分开中真正得到实惠，甚至还可能成为医改的受损者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医药分开”的前车之鉴是韩国。在医疗卫生体制上，韩国与我国有许多相似性，二者都曾经历长期的医药不分。以药养医、医生不合理开药，导致“看病贵”、“看病难”现象。针对这些问题，在经历近40年的立法和先期计划以后，韩国政府终于在2000年着手改革。然而，尽管政府做足了准备，韩国仍然发生了医生大罢工，罢工成功迫使政府修改计划，政府不但将医生的收费提高了44%，而且，三次给医生涨工资，并增设处方调剂费。这样一来，消费者的医疗消费不但没有下降，而且见涨。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强制性的医药分开并没有充分激励医生去开具有成本效益的药，医生反而开更多品牌和更贵的药。并且，医生还想方设法通过检验和检查，通过多使用医疗器械来代替药品。

        可见“医药分开”并非是一贴就灵的灵丹妙药，而需要许多配套措施，如医药分开后医药产业如何加强行业自律、如何尽快建立药品供应保障体系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、确保药品安全等，都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。